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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外就医应严格回归到法律监管的轨道

2014年07月08日 10:51    来源:警网舆情中心   作者:于晴   

  近日,有网友发帖反映称,原阳朔县国土局局长石某,在2010年7月,因受贿罪被桂林市七星区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0年。但石某没有坐过一天牢,还多次出现在广州、南宁、柳州和河池等地,甚至坐飞机去四川成都。7月3日,阳朔县公安局对此事通报称,经核实,石某只有去南宁和广州两地寻医就诊时请了假,网帖中反映的石某去的其他地方都未请假,违反了暂予监外执行相关管理规定。石某是由七星区法院直接裁定暂予监外执行的,并没有交付监狱。(7月6日《南国早报》)

  观点中国文章指出,石某到底是否如有关部门所称,患风湿性心脏病、膀胱癌且符合“保外就医”的条件,我们不得而知。如果确实符合,那他不过是轻微的违规行为。但是,鉴于以往在“保外就医”上,尤其是对职务犯罪分子存在着种种徇私枉法的问题,不能不让我们提高警惕。当然,更重要的是,由此反映出暂予监外执行制度存在的缺陷问题,更应当值得反思。暂予监外执行之所以与减刑、假释一样,出现重重问题,其根本原因还在于制度上存在重大缺陷。根据法律的规定,对罪犯暂予监外执行,交付执行前由人民法院决定;交付执行后,由监狱呈报省级监狱管理机关批准。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对罪犯的暂予监外执行,在交付执行前,完全由法院一家决定,法院既充当公诉人,也充当裁判者,不开庭审理,更无须接受公开监督;在交付执行后,则是由监狱来决定,虽然要呈报省级监狱管理机关批准,但这种批准是行政化的审批,也无须进行开庭审理,不需要质证,缺乏实质性的监督。

  红网文章指出,看似严肃规范的法律程序,其实有很多“内行”才明了的“门道”。比如犯罪被法院判刑了,有的人乖乖入狱服刑,而有的人则能“逍遥狱外”,享受“休假式服刑”的待遇。近日,网曝广西阳朔国土局原局长受贿被判刑10年却未坐一天牢。虽然石宝春称病监外执行的具体情况仍在调查之中,但滥用“保外就医”冲击刑罚的公正性,已深受舆论诟病。2008年至2012年的4年里,检察机关开展保外就医、职务犯罪罪犯刑罚变更执行等专项检查,纠正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不当52068人。正是存在着这个行刑缺口,我们看到了普通罪犯与特权罪犯的天壤之别,甚至有人得出“贪官死缓士保外就医=没反腐败”的结论。无论是以往曝光的个案,还是最近高检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专项检查活动的数据,都折射出贪官最容易利用法律“门道”,蚕食公平正义的底线。好在2013年实施的新刑诉法加强了检察机关对监外执行的监督,最高检日前也制定了《关于对职务犯罪罪犯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案件实行备案审查的规定》,制度的漏洞有望得到填补。但与此同时,仍需要加大责任倒查的力度。如果不让渎职腐败、弄虚作假者付出应有的代价,那么制度再完备,也难以抵挡得住利益诱惑下的各种“旁门左道”。

  华西都市报文章指出,在固有的社会认知中,包括保外就医在内的监外服刑政策,往往会成为民众警惕和反感的对象。究其原因,乃在于此类法规,一再成为罪犯投机取巧、逃避制裁的制度后门。特别对于入狱官员而言,其所积累的官场资源,极易让他们获得保外就医资格,从而轻松从监狱挣脱出来——于此,公众已然见多了种种案例,乃至形成一种根深蒂固的警觉。所以,石某案曝出,人们会下意识去想象,背后的可能勾兑、交易和腐败。规则设计本身的不健全,注定了“监外服刑”被滥用、被怀疑的命运。一方面,审批环节过简、过松。此类法规中,无论是“适用情形”的罗列,抑或是对“医学鉴定”的查核,都存在语焉不详、约束疲软等弊病;另一方面,执行过程对接不畅、监督不力。法院、狱方,与公安机关缺乏沟通,时常导致“监外”的罪犯处于脱管状态……当监狱系统的限制手段,未能在社区获得承接和转化,出监后的犯人,便很少再受到相应的制约。“监外执行”政策影响深远,却缺乏一套明确的责任分摊、后果控制,以及过失追责的配套规则。由此导致的后果是,“罪恶在阴暗处滋生”,一系列渎职者、作伪者,都只需承担极低的事发风险。石某的案例再次表明,收紧“监外执行”宽松尺度,建构起完整、闭合的权责制约链条,才是打消公众疑虑、避免引发猜忌的关键所在。如果说暂予监外执行制度,本为将惩戒犯罪和人道主义相互结合,那么现实显然早已背离初衷。


责任编辑:唐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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