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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情报导侦”之意涵

2014年01月14日 10:55    来源:中国警察网   作者:王彦学   

  “情报导侦”作为一个基本命题,表述了两者之间的一种关系,这种关系命题只有当与事实符合时才为真。情报与侦查作为两个平等而各自相对独立的专业领域,在查核、证立、追诉犯罪活动和案件时出现了触点和交集。信息时代形塑了情报与信息的依赖和转换关系,使得情报和侦查之间存在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错综复杂性。情报是侦查活动的基础性资源禀赋之一,“情报导侦”是指侦查机关以强制力主导或依托而大量收集和利用情报信息,以此来支持和推动侦查工作向信息化、精确化和资源集约化方向发展的全方位协同过程。

  一、“情报导侦”表达了个案侦查工作中的信息权重。

  一般而言,侦查活动分别指向已发案件的历史事件和未然犯罪的可能事件,因此其运行逻辑是回复性再现历史真相和实时性跟踪监控。在任何侦查活动形态下,情报对侦查都具有一定的支持作用,无论是传统侦查工作和现代侦查工作。传统侦查工作多以现场勘查取得的各种痕迹物证以及事主、被害人和见证人向警方的陈述或者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和辩解来推进,这时的情报协同侦查呈现出零散、无序,不成规模等特征。现代侦查工作则不仅涵摄了传统侦查工作的推进路径,还在高科技的情报信息平台和刑事科学技术、行动技术和网络侦查技术等装备的帮助下使得大规模和整建制收集和利用情报成为可能,这时的情报协同侦查表现为集中、高质量、高附加值等特征。情报协同侦查从传统向现代的嬗变充分体现出科学技术对侦查工作的渗透与引领,这一重要变化的直接结果是情报在侦查工作中的信息权重加大,借助各种信息汇集机制和整合平台不仅较好地处理了情报存量与增量之间的关系,还催生出一系列侦查技战法,使得传统侦查工作中发现犯罪线索、划定嫌疑人范围、收集犯罪证据、确定侦查对象等规定动作向多领域、广视角、大范畴的制信息权转化。从实际工作来看,情报的时度、容度、向度和宽度乃是其作为侦查资源权重的评价要素,其基点是情报质量,即情报的即时性、持续性、充分性和可靠性决定了其在个案侦查中的地位。

  二、“情报导侦”描绘出信息化侦查活动的本质特征。

  在信息时代,信息资源成为第一资源,信息优势成为核心优势,信息能力成为衡量侦查能力高低的首要标志,警察与犯罪的较量也更多、更集中、更精细地体现在对表征每一个与案件相关的个体(组织)的本我活动、社会活动的各种情报信息的掌握与利用上。情报是信息化侦查的核心生产要素,信息化催生了实体化侦查向信息化侦查转变的“打击犯罪新机制”。信息化侦查是指以信息和知识为核心资源,主要以信息技术装备为破案工具的侦查活动。信息化侦查是由蓬勃发展的新技术装备推动和支撑的,正如加州大学(长滩)王政教授的展望:21世纪全球刑侦技术装备建设与发展具有三个基本趋势——便携化、数字化和定量化(Portability,Digitability and Quantitability)。[2]信息化侦查中的信息是指一切与侦查活动、犯罪活动有关的事实、过程、状态和方式被特定系统直接或间接地接受和理解的情报信息。完整而高效的信息化侦查活动必须大量收集、传输、处理、利用与存储各种情报信息,唯此才能与犯罪活动进行有效对抗。“情报战”、“信息战”是当下侦查工作的基本战术样态之一,警察要多破案、快破案就必须最大限度地开发利用各类公安信息资源和社会信息资源,并使两者迅速整合。实践中很多案件的侦查是在虚拟空间中已经确证犯罪嫌疑人的范围,甚至精确到单一个体的情况下才开始“落地捕人”(实体化侦查)。情报协同侦查现象的频繁直接导致了信息化侦查方法手段的常态化。

  三、“情报导侦”指明了世界警务变革的基本趋势。

  随着国外“情报导向警务”(Intelligence-Led Policing)理论的引入,特别是我国信息化侦查理论的创立,“情报导侦”的概念应运而生。但必须清醒地看到,情报协同侦查作为一种与侦查活动相伴生的行为现象由远迄今、即洋或中都一直存在着,它并非初萌的新鲜事物。自从近代民族国家诞生,其渗入公民私人生活的企图和努力就从未停止过。作为私权对公权让渡的“必要之痛”,侦查权渗入、监控公民生活的手段越加先进,频率越加繁复,机制越加灵活,视网越加致密,通过对表征个人(组织)各种活动的情报信息的规模利用和深度利用,整个“公民生活越来越成为可见的、可计算的、可预期的”。[3]情报协同侦查作为“一个执法的新范式革命”,恰与外警“情报导向警务”变革趋势相契合,成为信息时代背景下,在实体化侦查与信息化侦查共振过程中重新认识情报、信息的概念及其与侦查办案的关系的逻辑线索和知识工具。情报协同侦查的一条清晰轴线就是信息作为楔入情报与侦查的运行因子,构筑了信息化侦查与实体化侦查的支点和触点,提供了情报与侦查如何密切互动的机制范型,协同中所表现出的这种“集信性”(collecting-information)是世界警务变革的特征之一。

  

  “情报导向警务”被美国警方视为“一个执法的新范式革命”(A New Paradigm in Law Enforcement. Ronald Wells, Indianapolis:Public Agency Training Council),这一概念在北美地区广为流行,研究成果较为丰硕。如加拿大Angus Smith主编的“Intelligence Led Policing: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on Policing in the 21st Century”一书介绍了美国、加拿大、英国等国家的做法;美国Thomas E. Baker著的“Intelligence-Led Policing: Leadership, Strategies, and Tactics”则详细分析了“情报导向警务”涉及的一整套战术部署要求;费城坦普尔大学刑事司法系Jerry Ratcliffe教授对这一问题进行了针对多国的田野调查,他在一系列著述中对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南非、新西兰等国家的“情报警务”进行跟踪性地实地考察。参见[美]Jerry Ratcliffe. Intelligence-led Policing.Willan Pulication, Cullompton, Devon United Kingdom, 2008:4.

  Ratcliffe, JH. & Guidetti, R. (2008) State police investigative structure and the adoption of intelligence-led policing, Policing: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lice Strategies and Management. Volume 31, issue 1: 109-128.

  Ratcliffe, JH. [ed.] (2004) Strategic Thinking in Criminal Intelligence, Federation Press.

  Wood, J., & Shearing, C. (2007) Imagining Security. Cullompton, Devon: Willan Publishing.

  
参考文献

  [1]王晖.科学研究方法论[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9:255.

  [2][美]John Zeng Wang.Forensic Technology of the 21st Century:Portability, Digitability, and Quantitability[C].第二届国际法庭科学大会论文集.2011:22-23.

  [3]胡水君.全球化背景下的国家与公民[J].法学研究.2003:3.

  [4][美]李昌钰,夏珍.神探李昌钰破案实录——重返“3.19枪击现场”[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147.

  [5][美]Alberto R. Gonzales. Intelligence-Led Policing: The New IntelligenceArchitecture in The Post-9.11 Era[R].2005:9.

  [6]郝宏奎.侦查破案的基本规律[J].山东警察学院学报.2008:1.

  [7]朱渊清.史学方法论导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16.

  [8][台湾地区]汪毓玮.社会治安之情治资讯分享网建构与对台湾警务发展之启示[C].第二届风险社会与安全管理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9:99-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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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凌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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