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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侦查讯问规则的建立

2014年01月15日 11:17    来源:中国警察网   作者:毕惜茜   

  今年3月修订的《刑事诉讼法》获人大通过,并将于明年1月1日开始实施。此次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引起了人们广泛关注,其中关于侦查讯问制度及相关规则的立法尤为引人瞩目。就刑事诉讼法而言,上述制度的建立无疑是我国法治的进步,是人权保障的重要体现;就侦查讯问而言,它确立了侦查讯问规则体系,完善了我国讯问制度,加大了讯问的透明度,加强了对讯问的监督。

  我国对侦查讯问的研究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达到一个高潮,但由于当时的历史背景和人们认识上的局限,在研究侦查讯问相关问题时,比较重视讯问策略和方法的研究,而对侦查讯问规则以及人权保障问题重视不够。人们对侦查讯问较为普遍的认识是:“侦查讯问是公安机关和人民检察院的侦查人员,为了证实犯罪和查明犯罪人,依照法律的规定对犯罪嫌疑人进行诘问,并将其供述和辩解记入笔录的一种侦查行为。”1。从这一表述中可以看出讯问的目的和鲜明的追诉倾向,也反映了讯问活动的价值取向,即获取犯罪嫌疑人供述,揭露、证实犯罪,查明犯罪人。从打击犯罪的角度看,这一目的和价值追求无可厚非。随着公民的法制意识越来越强和刑事司法改革的深入,随着近年来我国诉讼法学界要求加强客观证据而弱化口供作用的呼吁越来越强烈,人们越来越关注现行讯问制度的改革、侦查讯问规则的建立,如何保障犯罪嫌疑人权利并获取其供述等问题。在当前刑事司法改革大背景下,侦查讯问规则的建立更显得尤为重要。

  一、讯问规则现状分析及比较考察

  (一)现状:基于1996年刑事诉讼法

  自上世纪80年代至今,我国法治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对侦查讯问的理解和认识也在变化,侦查讯问中的人权保护意识从淡漠到觉醒,到今天的不断加强,侦查讯问价值观从单纯地追求有罪供述,到保障犯罪嫌疑人权利和获取其供述并重,这一点无论是从立法还是理论研究和实践办案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1996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加强了犯罪嫌疑人权利的保护,突出的表现在律师介入侦查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改变了以往侦查讯问的封闭状态。律师的介入不仅为犯罪嫌疑人提供了法律的帮助,更加强了对讯问的监督,尽管还远远不够,但它毕竟迈出了第一步;1996年刑事诉讼法同时还规定了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并规定了不得以连续传唤的形式变相拘禁犯罪嫌疑人,这一立法显示对讯问的要求严格了。

  但总体来看,1996年刑事诉讼法关于讯问的规定比较简单,尚未建立完善的讯问规则和体系,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未确立不强迫自证其罪。犯罪嫌疑人的供述不是在其自愿的前提下获取的,按照法律的规定,犯罪嫌疑人除了与案件无关的问题,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必须如实回答,说明犯罪嫌疑人负有自证其罪的义务。其二,在讯问要素方面,尽管 《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但这仅仅是对讯问方法手段的原则性规定,而有关讯问的时间、地点等要素法律并没有做任何规定,实践中则完全由侦查人员掌握和决定,由此滋生了许多问题,立法的空白遗留下来的隐患已经在实践中大量暴露出来。其三,讯问中律师仅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未确立律师作为辩护人的地位,律师可以会见犯罪嫌疑人,但对讯问时律师在场并未做出规定。其四,在排除规则方面,尽管法律规定了禁止非法手段取证,但没有明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近年来,刑讯逼供较之以前大为减少,但1996年刑事诉讼法并未明确非法手段获取的证据予以排除,为非法取证留下了空间。

  立法的缺失加之实践中办案人员的口供情结,体现在讯问中明显的程序违法和刑讯逼供等问题频频出现,在近年来媒体曝光的一些冤假错案中也得到了体现。人们不禁要问:相同的冤案为何会屡屡发生,防错与纠错机制为何形同虚设,如何建立适合我国的侦查讯问规则来规范讯问行为。 解决上述问题的关键在于建立对讯问过程的法律监督体系,即讯问规则的建立,这也是这次刑事诉讼法修改的重要问题。

  (二)讯问规则比较考察:以美国讯问规则为例

  美国讯问规则的立法大体因循了英国的思路。在英国普通法早期,审判时可以采纳嫌疑人的任何供述,即使该供述是通过刑讯获得的。18世纪末期开始发生变化,“如果嫌疑人是处于诱惑所产生的期待或者刑讯所造成的恐惧”,那么,这种供述是不可信赖的,这一规则被适用于警方。随着时间的推移,英国法院系统认为,通过野蛮的手段或以实施暴力威胁而获得的供述以及通过承诺而诱使被告人所作的供述,在审判中不得采纳为证据。

  由于各国刑事诉讼的差异,讯问规则在各国有所不同,而禁止刑讯已经成为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立法规定,讯问中生理性强迫的方法已经越来越少。在过去一百年间,讯问活动已经从对嫌疑人施加肉体暴力进化到对嫌疑人施加心理压力以心理操控,导致这一变化的原因在于,随着法制化的进程,刑讯逼供被法律所不允许,被社会、公众所唾弃,侦查机关迫切需要改变原来的讯问方法,需要建立讯问规则规范讯问行为,以获取犯罪嫌疑人供述,保障其合法权利。

  从美国刑事诉讼的“石器时代”2算起,美国讯问规则的建立走了很长的一段历程,尽管美国最高法院早在 1884 年就接受了普通法证据规则——嫌疑人非任意性供述在审判时不具有可采性,但直到1897年该规则才在联邦司法系统成为宪法要求的一部分,直到1963年才成为对州司法系统的要求3。在美国,20世纪60年代最高法院宪法性判例的飞速发展使以米兰达权利为基础构建的讯问规则基本形成。美国宪法的三项规定,即宪法第五修正案反对强迫自证其罪、第十四修正案正当程序条款以及第六修正案获得律师帮助的规定构成了美国讯问规则。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规定:“任何人不得被迫在刑事案件中作为反对自己的证人”,这一权利通常被称为“第五修正案反对强迫自证其罪特权”,这一特权可以毫无争议地适用于联邦刑事审判程序,但是,该特权是否适用侦查讯问活动却存在争议。

  1964年,美国最高法院认为,反对强迫自证其罪特权是一项基本权利,因此,根据第十四修正案的正当程序条款,该特权同样适用各州4。如今,在美国州司法系统的刑事案件中,关于供述的可采性问题,既可以根据第五修正案特权提出质疑,也可以根据第十四修正案规定的正当程序条款加以反对。值得注意的是,有关第五修正案特权的宪法条文用的是“强迫”(compelled),而正当程序条款禁止的是“非任意性”供述(involountary),这两个概念不能简单地画等号,但根据最高法院的判例,以“强迫”为由(根据宪法第五修正案)要求排除供述与以“非任意性供述”为由(根据宪法第十四修正案)排除证据,二者之间几乎不存在任何明显的差别5

  在美国,对讯问规则同样存在争议,争议的原因在于“不同利益之间的紧张冲突”。与我国一样,人们对于口供有一种奇怪的、又爱又恨的态度,这是一种不同利益之间的永久性冲突。从执法的角度看,犯罪嫌疑人供述常常是证明犯罪的最好证据,在有些案件中,没有犯罪嫌疑人的供述甚至无法定罪。也有人认为,犯罪嫌疑人通过供述承认自己的犯罪行为等于承担了自己应承担的责任,朝着向社会偿还自己行为欠下的债迈出 了实质性的一步,“对自己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供述被视为一项基本的道德要求,因为供述是行为人自我承认错误的一种语言表现形式,因此,为他重新回归社会奠定了基础”6。但是,正如人们偏爱口供一样,社会公众对供述也同样抱着同等程度的担心,即犯罪嫌疑人出于什么动机和心理作出有罪供述,是出于自愿,还是受到了强迫,或者是其他的原因。如果没有建立完善的讯问规则,人们有理由担心犯罪嫌疑人的供述是受到了警察的强迫所致,而非自愿的供述不仅增大了虚假供述的可能性,而且还侵犯了犯罪嫌疑人的主体地位,危及犯罪事实真相的发现。

  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阿瑟•戈德堡曾指出:“历史告诉我们,从长远看,与依赖通过专业化的侦查活动独立获得外部证据相比,一个过分依赖‘供述’的刑事司法制度将会变得让人难以信赖,而且,很容易导致权力的滥用。”基于此,建立讯问规则的目的在于限制警察讯问的行为。任何社会任何时期的 刑事诉讼价值都在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之间寻找平衡,在建立讯问规则时同样面临这一问题:在讯问中,保护犯罪嫌疑人是否过了头抑或在某种程度上,侦查讯问的某些手段是可以接受的,而这种侦查手段不是暴力,但却涉及心理压力和心理操控的问题。实践中,侦查人员越来越被此问题困惑,即通过心理学的方法获得的供述是否可以被采纳?讯问中适当的威胁、引诱和欺骗是否可以容忍?这一问题同样困扰我国的讯问规则的建立和讯问实践,如何建立我国的侦查讯问规则是我们面临的重要课题。



责任编辑:刘凌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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